在埃隆·马斯克起诉试图拆解 OpenAI 的重磅诉讼中，萨姆·奥特曼请来的主战律师，是一位曾经在Twitter收购案中打败过马斯克的人——华尔街顶级律所 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 的合伙人威廉·萨维特（William Savitt）。 这位曾当过出租车司机、摇滚乐队主唱的律师，如今站在美国公司诉讼金字塔的顶端，在奥克兰联邦法院为奥特曼和 OpenAI 披挂上阵。
萨维特是这场官司的“自然人选”。 数十年来，他活跃在公司诉讼的一线战场，在并购、公司治理和股东纠纷等领域建立了顶尖声誉。 2022 年，马斯克试图反悔 440 亿美元收购Twitter的协议时，正是萨维特代表Twitter提起诉讼，连续赢得关键程序性裁决，迫使马斯克在开庭前夕同意以原价完成收购。 他所在的 Wachtell 也参与了 OpenAI 盈利部门复杂的架构重组工作。
如今，在这场聚焦硅谷两大明星企业家的审判中，萨维特担任奥特曼和 OpenAI 的首席诉讼律师。 马斯克向法庭指控，奥特曼把最初由马斯克支持的非营利研究实验室，变成了一个“企业巨兽”，构成“骗局性质的转向”；而萨维特要说服陪审团，相反，这桩诉讼的真正目的，是马斯克想借机拆掉 OpenAI，从而抬高自己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的地位。
尽管他是美国最顶尖律所的首席诉讼合伙人，也曾代表布拉德·皮特等知名客户，但萨维特在公众面前一直相对低调。 这场围绕 OpenAI 的高风险审判，反倒成了他第一次真正站在全球聚光灯下。 温和、克制、有礼，是旁观者对他的第一印象，很难将他与年轻时开出租、玩摇滚乐队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担任书记员之前，他的履历更像一位“文艺青年”，而非华尔街律师。
在这次审判中，他在法庭上的锋利同样留下了鲜明印记。 一次紧张的交叉询问中，当马斯克表示自己没有认真阅读一份关于 OpenAI 组织架构的文件，抱怨“不要钻牛角尖看那些细枝末节”时，萨维特紧追不放：“这是一份只有四页的文件，对吗，马斯克先生？”他不动声色地反击，引发旁听席侧目。
实际上，萨维特与马斯克、奥特曼都有不短的交集。 对马斯克而言，Wachtell 是一个“宿敌式”的存在：自 2022 年Twitter收购大战以来，这家律所在一系列程序问题上完胜马斯克团队，最终把他逼回原有交易价格。 在交易完成后，发现Twitter向 Wachtell 支付了 9000 万美元律师费，马斯克大为恼火，控制下的Twitter（现已更名为 X）把 Wachtell 告上法庭，要求退还部分费用，并在社交平台上指责其存在“制度化腐败”。 这一纠纷后来进入仲裁程序，并以保密方式解决。
与奥特曼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更早。 2023 年 11 月，奥特曼曾短暂被 OpenAI 董事会罢免，在这场戏剧性且节奏紧凑的治理风波中，他很快聘请了 Wachtell 介入。 萨维特在庭前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在 2023 年早些时候就已在多个“仍属保密”的事项上与 OpenAI 合作。 此后，Wachtell 的公司交易团队又参与了 OpenAI 的并购与融资，并被报道正在协助其为首次公开募股（IPO）做准备。
OpenAI 将旗下盈利部门改组为“公益性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时，Wachtell 也站在操作台前，参与完成了这一复杂的法律重构；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法官推翻的核心变更之一。 当时，萨维特代表 OpenAI 向加利福尼亚与特拉华两州的司法部长申请批准，为这一架构转换扫清监管障碍。 “能参与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太酷了，”他说，“能加入这样一个团队，为打造最好的产品努力，同时也尝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令人非常有动力。”
在登上 Wachtell 的合伙人位置之前，萨维特的人生轨迹远不似今日般“标准精英模板”。 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几支摇滚乐队中度过，常去纽约著名的地下摇滚场地 CBGB 演出，还会去费城、巴尔的摩巡演，为了维持生计则开出租、为《国家地理》和史密森杂志做事实核查，还给一些冷门的商业类行业刊物写稿。 “我们在纽约很多很酷的场地演出，还跑了一些巡演，虽然最终没拿到唱片合约，但那段日子非常棒，”他回忆说，“我能坐在台上唱歌、弹自己写的歌。”
1990 年，不知道人生下一步该走向何方的他，走上了许多二三十岁年轻人的“经典路径”：继续读书。 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研究法国陪审团制度史，之后再进入该校法学院学习。 法学院毕业后，他在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皮埃尔·勒瓦尔（Pierre Leval）手下做书记员。 勒瓦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赞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律师”，并回忆起他们曾为一件女佣从梯子上摔下后起诉雇主的案件争论不休：萨维特支持员工一方，而勒瓦尔最终判决雇主胜诉。 “我已记不清案子细节，只记得比尔一直跟我意见相左，之后还时不时会提醒我，那起梯子案我完全判错了。”勒瓦尔打趣说。
两人至今仍会为这些往事一起发笑。 萨维特则这样概括自己的职业信条：“如果有一条法律原则或一个事实要点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被决定，我会尽可能用力、用时间去争取把它扳回来。” 在勒瓦尔办公室工作之后，他又迈入人生下一阶段——进入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办公室，在 1998 至 1999 年担任最高法院书记员。 在他看来，那一届最高法院的氛围“相对和缓”，尽管大法官之间在理念上存在不少鸿沟。 他记得，金斯伯格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在很长时间内保留判断、保持开放心态；而这也是他作为律师极力模仿的一项能力，因为这能帮助律师像法官一样，在案件和谈判推进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弱点与机会。
在顶级律所和最高法院书记员经历加持之下，萨维特在法律圈几乎可以“随意选位”。 他想要的是：在纽约，并且站在行业顶端。 即便在精英律所云集的曼哈顿，Wachtell 也堪称塔尖中的塔尖。 这家律所多年蝉联“人均利润最高律所”榜首，据《美国律师》数据，去年其每名律师创收达到 509 万美元，几乎是排名第二律所的两倍，同时团队规模却只有约 260 名律师，远低于其他华尔街巨擘动辄一两千人的体量。
在 Wachtell 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萨维特为戴尔的私有化交易辩护，为苏富比抵挡激进投资者的进攻，还在多起并购和公司控制权之争中代表 Wachtell 客户出战。 他同时是布拉德·皮特就法国葡萄酒庄与安吉丽娜·朱莉持续纠纷中的代理律师之一。 他的专长之一，是特拉华州公司法的微妙细节——美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选择注册在这里，特拉华衡平法院也因此成了复杂公司纠纷的关键舞台，由专门法官而非陪审团来审理，这也是马斯克多次公开抨击的机构。 勒瓦尔评价说，萨维特“对特拉华法烂熟于心”。
特拉华州州长曾亲自聘请萨维特，代表州政府应对股东对一项有关公司交易新法的挑战。 今年 3 月，该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支持新法合宪，站在了萨维特一边。 值得玩味的是，他也曾站在马斯克一侧：在一起由特斯拉股东提起的诉讼中，股东指控特斯拉为收购 SolarCity 付出了过高代价，萨维特代表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特斯拉董事会参与应诉，最终特拉华衡平法院认定马斯克并无不当行为。 出于对现有及过去诉讼的保密义务，他对这些案件本身未予置评。
即便身处高压的公司诉讼世界，萨维特仍保留着年轻时的音乐爱好。 在办公室里，他放着几把吉他，常常一边写诉状一边拨弄琴弦，还用四轨录音机在空隙间创作歌曲。 “我还没放弃出一张唱片的念头，”他说。
在很多律师眼中，最理想的状态，是将客户纠纷悄无声息地解决在台前幕后，尽量避免走到聚光灯下的法庭。 萨维特也是如此，但一旦争端真的登上公开审理的舞台，他则显然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如今，面对曾经合作过、也曾在对立面交锋的马斯克，他第二次站上高关注度的法庭战场——只是这一次，他要替 OpenAI 和萨姆·奥特曼守住的，不仅是一个公司架构或一笔交易，更是一家被外界视为“改变世界”的人工智能企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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